科蘭

　　京津冀一體化近期醞釀啟動，北京計劃改變過去“人口準入”的思路，向周邊城市分流部分行政事業單位和生產型企業，以控制城市規模。
　　像北京這樣，通過主城的去功能化治理城市病，國內不少大城市在積極嘗試，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都在郊區佈局了眾多衛星城，但並未達到預期效果。而以南京為例，2002年就提出“一疏散三集中”：疏散老城的人口和功能，使建設向新區集中，工業向園區集中，高校向大學城集中。可2013年統計顯示，由於人口絕對量增長（從550多萬增加到818萬），主城人口一直是增加的。其中新鼓樓區和新秦淮區的人口密度分別高居全國第五和第七，和北京西城區、東城區相當。問題出在哪呢？
　　“雖然疏散效果不盡如人意，但大方向是對的。”主持過多輪南京總規修編的南工大教授蔣伶介紹說，“一疏散三集中”實施十多年來，南京數十所高校、幾十萬師生搬遷到大學城，生產型企業被趕出了城區，20多家委辦局遷往河西——“如果不是這些措施，南京城還不知道會擁擠成怎樣！”
　　不過專家也坦言，就支持新城發育而言，南京老城的功能疏散做得還不夠。“雖然人口、就業疏散了，但優質公共服務並未跟著出去，大醫院、名學校、大商場扎堆老城，主城還是負荷過重。”日前舉行的南京區域城市化咨詢會上，省發改委副主任趙芝明點評道，一條廣州路集中了人民醫院、兒童醫院、腦科醫院這些全省一流的大醫院，各家都在原址擴建，攤子越鋪越大，不但全南京的老百姓過來看病，還吸引大批外地民眾，整條路停車難、道路堵、交通惡化。“這些優質醫療資源為何不能分流，在新城設立分院？這樣不但發展了新城，也給主城減負。早在20多年前有關方面就提議人民醫院外遷，為什麼實施不下去呢？”
　　不只優質配套不願“走”出去，已疏散的企業、院校，在城區也未能完全“去功能化”。蔣伶介紹，企業、高校的生產、教學功能撤出去了，但這些單位對主城還是“戀戀不捨”，下轉A3版
　　上接A1版 因為老城的地塊值錢啊。所以所謂的“退二進三”、盤活資源，騰挪置換的不是商業、辦公就是居住，而且為了平衡資金、增加收益，原來疏朗的廠區往往高密度開發，常常是“拆一還三”甚至“拆一建五”。規劃部門統計顯示，老城的開發強度反而高了。如新模範馬路高校搬遷後，準備拆掉圍牆建設400萬平方米商務研發大樓，一測算，師生出去了5萬人，新載體卻要吸納20萬人，交通根本吃不消，所以給規劃否決了。
　　就業、消費、公共服務等在老城高度集中，新城卻還是嗷嗷待哺，這樣的落差造成老城交通、環境告急，而新城發育遲滯。因此雖然仙林、江寧的基礎設施水平很高，生態、綠化、市政建設比城區好，但居民還是兩頭奔，這從雙龍大道、玄武大道等主城新區間越來越堵的快速路可見一斑。
　　這樣的“雙城記”不只在南京上演，國內大城市都很常見。“戶籍控制不了人口流動，人是跟著資源走的。”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宋林飛認為，給大城市消腫、瘦身，出路還是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。老城做減法，新城做加法，必須互動起來。但這樣的“增減掛鉤”，需要政府統籌佈局、整體推動。眼下企業、學校不願“拓荒”新城，以及企業、院校搬遷後老城開發“變本加厲”，都是各單位的“小算盤”，影響了城市的整體利益。
　　“給大城市消腫，既要去功能化，又要去市場化，置換開發要服從城市整體利益、整體規劃。”蔣伶認為，對老城來說，亟需的養老、綠地、幼兒園、停車等公益設施，只能通過空間置換來填補，而新城的醫院、學校、商業設施，一開始也不會有多少人氣和效益，但這些功能轉換是城市發展必須的。所以老城改造和新城建設不應計較“一城一地”的得失，不能因為謀求地塊平衡、短期利益，影響了城市脫困求變的大局。“只有主城真正消腫，而新城發育起來，主城、副城、新城分工協作，城市整體的競爭力才會體現，價值才會彰顯——到那時，各單位搬遷、功能調整中的小損失，城市怎會補償不起？”
　　本報記者 顧巍鐘　　（原標題：大城市消腫何以“越消越腫”）